1905年，清朝末期，孙中山先生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这一口号是典型的大汉族思想，但是这一个唯汉族独尊的口号，却遭到了中国汉族精英的普遍反对。因为这个口号里的恢复中华，指的是长城以南、奉行汉文化的区域，不包括东北、蒙古、新疆、西藏。如果真按照这个口号去革命，都不用外国人插手中国自己就四分五裂了，国土直接减少一大半。所以在1912年，清朝灭亡，中华民国建立时，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里正式提出了“五族共和”的理念，声明中国人包括了汉、满、蒙、回、藏的所有人。 五族共和的理念得到了汉族精英的普遍认可，因为这为中华民国完整继承清朝的疆域提供了法理的支撑。而新中国则使用梁启超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概念，在五族共和的理念上再进一步，认为中华大地上的56个民族是一家，大家都是中华民族，淡化了汉族的定义。在1953年的人口普查中，汉族人口为5.47亿，占当时中国总人口的98.94%，其他55个少数民族加在一起才占据全国1%的人口。所以，新中国是由汉族为主体民族，汉族为主要力量创建的国家，而这个国家却拒绝汉族独尊，要让56个民族是一家，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上，400毫米降水线就是农耕文明疆域的生死线，除了清朝无人可以突破。 农业文明分两个方向，第一个是农耕文明，以种植业为主，第二个是游牧文明，以畜牧业为主。两个文明以400毫米降水线进行疆域分割，因为这是维持农作物生长的最低降雨标准。 在适合农作物生产的土地上，农耕文明的生产力吊打游牧文明。
养活一个农耕文明的家庭，五亩地就可以了，而养活一个游牧家庭却需要5000亩草场。换句话说如果你的部落信奉游牧生活，而我的部落信奉农耕生活，在国土疆域一样的情况下。假设将来某一天两个部落闹矛盾了发生械斗，你的部落出1个人，我的部落能出1000个人，就算你的部落个个是吕布，都能被活生生锤死。更厉害的是打赢之后农耕部落他占了土地就不走了，永久的蚕食了这块土地，因为他要种地啊，压根不考虑移动的。久而久之游牧部落的下场只有一条路，要么改为农耕，要么就去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所以中原大地上最肥沃的土地永远都是被农耕民族占据，1比1000的生产力，无论谁当政，傻子都知道怎么选。哪怕当年叫嚣着要让中原变为草场的蒙古人，真的入主中原后，面对1000倍的财富差距，也没办法做到不忘初衷。我们常说中国的历史就是一个胡人不断汉化的历史，中华的土地哪怕被少数民族占据，他也会信奉汉族文化从而融入汉族。这是因为农耕文明有农耕文明的组织方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无论谁占了汉族的地，只要他贪恋农耕文明那1000倍的物质产出，他最终一定采用汉族的生产关系，导致慢慢汉化，最终变成汉族。五胡乱华时古汉族几乎被杀光，但是最终五胡和老汉族都成了新汉族。今日汉族的基因里，几乎所有人都有胡人血统就是这个原因。在中国的古代历史里其实没有汉族这个概念，只有农耕民族这个概念，谁占了最适宜农耕的那块地，谁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谁就是汉族。中国地理学家胡焕庸在1935年研究我国人口密度后，画出了一个简单的45°线，被称之为胡焕庸线。这条线的西北一侧有中国64%的土地和4%的人口，而东南一侧有36%的土地和96%的人口。80年过去了，我们看一看QQ同时在线图，可以发现，中国的人口分布，依然如此。 96%的中国人都集中在400毫米降雨带以内，因为只有这里的农耕产出才能供养这么多人口。
西藏那么大的面积，在新中国步入工业文明后，给予强大财政补贴和物资倾斜的情况下，2018年的总人口也才344万人，不及沿海一个地级市。在自生自灭，没有外部物资倾斜的古代，西藏人口只会更低。在粮食决定一切的农业社会，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生产力差距之大，可见一斑。但是农耕文明的生产力不是万能的，农耕文明严重依赖降雨量，400毫米的降雨线，就是农耕文明的生死线。 如果降雨量低于400毫米，农作物就会生长困难，产量低下，农耕民族的生产力优势将会荡然无存，这种土地更适合畜牧所需的草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定律再一次发挥作用，在草原和荒漠地带，丧失生产力优势的农耕民族会被游牧民族所吊打。在农耕文明里，马种地不如牛，产奶不如羊，出肉不如猪，还特别费草料，简直是百无一用的废物。农耕文明不是养不出马，是养不起马，不是练不出骑兵，而是练不起骑兵。但是游牧文明就不一样了，游牧文明需要不断的迁徙，逐水草而居，不论是放牧还是迁徙，马都是生活必需品。所以游牧民族不用特地养马，他们是顺路养马，他们也不用特地锻炼骑兵，游牧民族的每一个男人拉出来都是骑兵。所以游牧文明可以用极低的成本组建一支骑兵大军，而农耕文明组建同等规模的骑兵，费用是游牧文明的百倍不止。如果农耕文明以步兵出战，在平原地带，步兵遭遇骑兵，那就是被屠杀的命。骑兵是冷兵器时代的巅峰军事力量，游牧民族虽然生产力低下，但是他军事力量强大，在同等生产力规模下，军力碾压农耕文明。所以在400毫米降雨线之外就是游牧文明的天下，无法靠种地获得生产力优势的农耕文明没有任何优势可言。 在农耕文明强盛时，曾不止一次的突破400毫米降雨线，把疆域扩展到游牧地区，如汉朝就曾全面占据西域，封狼居胥、犁庭扫穴。 我刚才说了，农耕民族不是培养不出来骑兵，只是培养代价太昂贵，当农耕王朝强盛时，只要愿意耗费代价，游牧民族一样不是对手。
农耕文明占据草原不是问题，但是占据草原之后，真正的问题就来了。为了维持对草原的统治，农耕文明必须要在草原驻军，而驻军就需要不断的消耗粮食，这些粮食如果要从草原之外运输，代价极其恐怖，运输队人吃马喂，10份粮食能送到1份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农耕文明在草原的驻军如果不想被饿死，就只能学习游牧文明的那一套，散则为民，大家一起放牧去，逐水草而居；聚则为军，等大汗需要打仗了，再聚拢到一起，大家一起抢钱抢粮抢女人。抢谁啊，穷哈哈的牧民有啥好抢的，当然是抢富裕的农耕民族啦。但是这么一来，你还是农耕民族么？这特么还是游牧民族啊，无非就是姓汉还是姓胡的问题，对于中原王朝来说没有任何区别，农耕民族依然还是被抢劫的命，拿下西域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汉朝必须不断的向西域输血，维持驻军的补给，这样才能真正控制西域，当汉朝强盛时还没啥问题，一旦略有衰落，造血能力不足时，就必须放弃西域，哪怕游牧民族不打过来也得放弃。想长期占领草原，军队必须游牧化，而军队一旦游牧化之后，其组织结构，社会关系都会跟着游牧化，儒家文化、郡县制等等会全部失效，最后这些军队，就成了真正的草原牧民。这就是所谓的“汉人胡化”，这片土地的降雨量，决定了它的主人只能是游牧民族。在中国的古代历史里，其实也没有胡人这个概念，只有游牧民族这个概念，谁占了最适宜放牧的那块地，谁以游牧为主要生产方式，谁就是胡人。而一个政权很难同时兼容游牧思维和农耕思维这两种模式，当一个政权同时占据了农耕地带和游牧地带后，一般只能选择其一，否则极其容易精神分裂从而迅速分崩离析，典型代表就是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中华数千年文明史里，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时有兴衰，但是谁都无法真正称霸天下。占了农耕文明的土地，不管你以前是什么族，最后一定变成汉族。占了游牧民族的那块土地，不管你以前是什么人，最后一定变成胡人。数千年来，全球农耕文明区永远是农耕文明区，游牧民族区永远是游牧民族区，这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中国历史上只有清朝，在占据农耕文明的土地后也占据了游牧民族的土地，同时对两块土地实行了200年以上的长期统治。
清朝能做到这个奇迹，和其对蒙古族的和亲政策有极大的关系。清朝入主中原后，政权全面倒向农耕文明，奉汉文化为正统，到清朝末年大部分满人已经彻底汉化。以骑射起家的清朝，慢慢变得和以前的汉族政权毫无区别，治理国家的模式大部分也都是照搬明朝。而明朝和以往一切农耕王朝的治国模式，根本就不适合游牧地区，按理说清朝会逐渐丧失其对草原的统治。但是清朝建国之初和蒙古族联姻携手对抗明朝，建国之后也和蒙古族共治天下。清朝和蒙古的和亲，那是真的和亲，和当初汉朝随便选几个宫女赐公主称号送过去和亲是截然不同的。皇太极一人就娶了6位蒙古后妃，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孝庄太后，她就来自科尔沁大草原。顺治之所以能在多尔衮的威胁下继位大统，完全都是孝庄的功劳，而孝庄，是一个纯粹的蒙古女人。清朝的皇族不仅自己娶蒙古公主，还把清朝的格格大量的嫁给蒙古王公，这是货真价实的和亲，大家是正儿八经的亲戚关系，还不停的亲上加亲。在清朝末期，日落西山、岌岌可危的形势下，蒙古大将僧格林沁，依然愿意带领数万蒙古骑兵增援北京，在离北京只有8公里的八里桥区域血战英法联军，悍不畏死的向英法阵地发起冲锋，伤亡惨重，被打的近乎全军覆没。所以在满蒙一家人的和亲政策下，蒙古王公高度认同清朝政权，以游牧文明为组织形式的蒙古，代清朝管理了游牧区域，尊大清皇帝为草原可汗。蒙古王公震慑游牧区域，清朝震慑农耕区域，双方再和亲，这才造就了清朝统一农耕和游牧两大文明长达200余年的奇迹，这是中国文明史上的第一次。清朝的很多做法让人诟病，我也不甚喜欢，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清朝是带着嫁妆来的，清朝的疆域远远大于明朝，也远远大于历史上任何一个农耕王朝。 而这些土地对于新中国来说有巨大的价值，所以我们必须承认清朝，否则我们没有继承清朝遗产的法理基础。
400毫米降雨线以外，所有的人口加在一起只占全国4%不到，GDP占比还不足这个数，那这些土地是不是就没有价值呢？ 当然不是，大国最需要的就是战略纵深，当年苏联为了让外蒙古独立，给苏联那个贯通全国的铁路大动脉提供战略纵深保护，花了几十年功夫，耗费了巨大的代价。
以西藏为例，西藏高原人口极少，工业价值和农业价值都很低，但是军事意义非常强。占据了青藏高原，我们对印度大平原就是居高临下，进可攻退可守，随时可以威胁印度的经济精华区域，只需要在西藏有少量驻军就可以威慑印度。而反过来，印度如果想进攻中国，首先需要翻过喜马拉雅山，再通过青藏高原，才能威胁到中国的真正经济精华区，这在军事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光后勤就能拖死印度。因为西藏的存在，我们从来不担心印度的军事威胁，哪怕将来印度的经济能追上中国，他都不是威胁。但反过来，如果西藏不在中国的手中，青藏高原就会反过来居高临下的威胁中原，中国就必须调集重兵于成都-兰州一带防御青藏方向。因为这个关系，这世界上最支持藏毒分裂势力的，就是印度。所以56个民族必须一家亲，给点补贴扶持都没关系，因为这些少数民族所在的边疆地区，为中国节约的军事成本，太多了。数千年的历史证明，农耕文明根本不适合统治游牧地区，高昂的统治成本会让农耕文明不堪重负，唯一成功的清朝，依靠的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间的和亲，真正的和亲。1949年的中国是纯农业国，无法预测自己将来需要多久才能步入工业文明，而工业文明有没有那个能力无视400毫米降雨线的威胁实现大一统，也无人敢回答和保证。出于最稳妥的考虑，56个民族一家亲，是最适合中国现状的国策，也是维持中国稳定繁荣的最重要国策。 除清朝之外，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都是互相敌对的关系，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虽然在物资生产上农耕文明碾压游牧文明，但是在军事上，游牧文明却碾压农耕文明。游牧文明人人皆兵，还都是天生的骑兵，征兵的时候连马匹武器都是自带的，当风调雨顺时大家还能好好过日子，一旦有天灾，吃不饱肚子的游牧骑兵为了生存，就必须开始劫掠中原了。草原骑兵来去如风，想打哪里，就打哪里，碰到步兵军团就撤，绕个百里换个地方抢，抢完就走，遁入茫茫草原后，中原军队就是想复仇都找不到人。每到冬天不能放牧的时候，凑点人手到中原抢一把，是游牧文明发家致富、改善伙食的好方法。农耕文明的步兵军团要想防御国土就只能处处设防，上万里的防线上几十万军队撒出去连鬼影都看不到，防线处处漏风，连几百人的小部落都敢劫掠中原，完全无法威慑，防不胜防。农耕民族经过研究后发现，游牧民族之所以这么牛逼，不就是因为有马么，我们特么的把马给废了不就行了。所以为了低成本的防御草原骑兵，农耕文明发明了长城。长城是非常单薄的，嘉峪关长城就完全修建在平地上，看起来非常的薄弱，很多人看了之后会陷入深深的疑惑，这么薄弱的长城，能拿来干嘛，真当草原骑兵是死人么，这种城墙还不是想拆就拆。 这你就错了，这城墙虽然很薄弱，但是马是过不去的对不对，人徒手也是拆不掉的对不对。
要想破坏这样的城墙，必须特地携带攻城锥或其他破城工具。而携带这样的拆城墙工具，需要耗费不少运力，带的工具不多，拆城墙耗费的时间就会变长，那留给劫掠的时间就会变少。很有可能在劫掠还没完成的时候，驻守步兵军团就顺着长城赶过来了，然后封堵了长城缺口，对入侵的草原骑兵来一个瓮中捉鳖。还有很多长城是修建在崇山峻岭之上的，这么险峻的高山本来就无法通行，为什么还要在几百米高山的基础上再修个几米长城呢，有什么意义呢？ 这种长城的存在唯一目的就是运兵，步兵可以通过长城在山岭间迅速穿梭，跨山区调兵的速度会出现几十倍的提升。长城的存在，直接导致几百人规模的草原骑兵入侵中原变成了一件有去无回的事情，风险和劫掠的那一点收益完全不相匹配。修建长城之后，想入侵中原抢东西必须要万人规模以上，要敢于下马和赶到长城缺口堵住归路的中原步兵打攻城战。而这等规模的骑兵，以游牧民族的人口基数是很难组织起来的。真要发动大规模决战，中原王朝一样会增兵。所以平时只需要每隔几百里放万余边防军就可以防御的密不透风，万里边疆只需要几十万守军即可，为中原王朝节约了大量的军费。很多人说修长城是浪费钱，但实际上修长城是在省钱，省的还不止一点点钱，百年使用寿命里节约的军费是一个天文数字。从秦朝开始我国就在修长城，长城的走向和400毫米降雨线高度吻合。 历史上的长城走向看似杂乱无章，但永远和400毫米降雨线惊人的一致。自古以来一旦气候出现了剧烈变动，影响到了农业生产，中原王朝必有剧烈震荡，同时也会影响长城的位置。例如明朝就遭遇了“小冰河”时期，气候明显偏冷，农牧分界线南移，所以明朝时修建的新长城，就明显比秦汉长城位置偏南。 哪怕到了现在，出了长城很快你就可以见到草原，甚至是荒漠。这不是偶然，而是个必然，长城的修建位置不是拍脑袋定下来的，而是400毫米降雨线在冥冥之中指引古人做出的决定。雁门关、山海关、居庸关，河套平原，中国历史上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都发生在长城附近。 新中国建立后，继承了清朝的疆域，也用56个民族是一家的国策维持了边疆的繁荣和稳定，步入工业化之后，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也不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他们都被工业文明所替代了。
随着科技的进步，战马已经不再代表巅峰的军事力量，取而代之的，是坦克、飞机、航母、导弹、卫星。飞速进步的人类科技，让强国的军事可以做到威慑整个地球，从四面八方，都有可能进攻中国。在1980年时，中国保有600万现役部队，和数千万预备役部队，军费开支极为浩大。古人通过长城来节约军费的精髓，就是因为长城可以迟滞敌军、快速调兵，从而达到只要驻军一处，就可以威慑大片疆域的效果。古长城已经不适合现代战争的防御，中国迫切的需要新的长城。1980年5月9日，中国成功公开试射东风-5洲际导弹，射程9000公里，落点和预设地点仅偏差250米左右。这次试射标志着中国具备了洲际核导弹的实战能力，一枚东风-5核导弹就可以威慑9000公里内的所有潜在敌人，从而铸造出了中国新的长城。没有导弹和原子弹，就不可能有洲际核导弹，没有卫星，就不可能有精确制导，而为了研发两弹一星，中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可谓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东风-5洲际核导弹，在结合了两弹一星的精华之上还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才能研发出来，但是中国依然咬牙坚持下来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一步一步循序渐进研发东风-5洲际核导弹的过程，恰似古人耗费巨资修建长城的过程，看似烧钱，实则省钱。在东风-5洲际核导弹试射成功，向全世界证明自己有洲际核打击的能力之后，中国就开始了疯狂的裁军。1980-1982年，中国裁军200万，军队减至400余万人；1984年，中国裁军100万，军队减至300余万人；1997年，中国裁军50万，军队减至250余万人；2003年，中国裁军20万，军队减至230余万人；2015年，中国裁军30万，军队减至200余万人。
为什么中国敢于连续裁军，因为中国的洲际核导弹已经从东风-5逐年升级换代成了东风-41，射程比东风-5要提升了接近一倍。在2019年国庆大阅兵中，东风-41洲际核导弹方阵当仁不让的成为了压轴方阵，威慑全球，成为了守护中国人安全的新长城。 新长城的功能越来越强大了，驻军的规模，自然也可以相应缩小，节约下来的军费，就可以投入到基础建设和民生领域，为民造福。
长城和东风41洲际核导弹的造价看似非常昂贵，但实际上，都太特么省钱了。